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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山古有大小之分，大到“天下之脊”，小到“上党关”，即今天的晋东南一带。晋东南古称上党，因其地势“与天为党”，对古人来说，上党或许就是神仙居住的高地。试想一位商朝的旅行者从首都寻路西行，止步于巍巍太行，山中氤氲，宛如仙境，不由得心生敬畏。
晋东南尤指长治与晋城两市，后者沿用了山西的缩写，前者代表着统治者的寄望。溯浊漳河谷，或沿太行古陉，翻过“天下之脊”即是河南的安阳和河北的邯郸。山河险固，天下形胜，太行山麓发祥了中原文明，自上古伊始，帝都便辐辏于太行山沿线，“太行”的地理范围也随政治中心的移动而移动。
太行山不仅是国邑的天然屏障，也解决齐民百姓的信仰问题，太行之于安阳，犹如终南之于长安。太行的信仰始于上古神话时期，山中寺祠遍布，多隐者居，这些庙院就散落在太行山的不同陉路、山垴与悬壁之上，漫游穿行，如同饱览梁下山水，顿然有了古人游园之趣，行走其中，何须远游？
有的寺祠遗世独立，以古建与碑刻流芳；有的则依附于村落，为村民的公共生活中心；历朝历代的碑碣林立，如同一部部微缩的民间版史书，而大道或就“在瓦甓”之间, 方寸见家国。
哲学家培根曾说过：“喜欢孤独的人不是野兽，便是神灵。”那些孤独的守寺人，长居于此，或也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修行，现代人所谓的“心灵疗愈”莫过于此。
我的旅程从太行出发，却不止于太行。它是我思考“何以中国”的坐标原点，由此追溯大禹的足迹、金石的源流与北朝的迁徙，走向那些深藏山河之间的文明渡口。
今年的长治热得反常。在一个无比湿闷的夏日，浊漳河谷的风解决了我对凉爽的渴望。雷声隐隐，却不见雨踪，在乌云滚滚中，踏上一条古建的“朝圣之路”。
太行八陉是太行山的八道东西陉道，但太行山不止有八陉，数条毛细血管般的大小山路、河道穿太行而出。浊漳河古称潞川，直通海河，浊漳河谷与滏口陉平行，也是出入太行的天然通道之一，沿途的地名多“辿”（chān），如南花辿、脑辿、西辿、前辿等，意为古道。直至今日，这里仍是晋煤外运的大通道，一路都是运煤的大挂车，两岸笛声不绝于耳。
浊漳河的西源发源于沁县，南源发源于长子县，汇合于襄垣县，流经黎城、潞城进入平顺。平顺地处三省交界，多山，地势并不平顺。
比干岭原是邯（郸）长（治）公路的必经之地，隔绝浊漳河谷和长治市区的分水岭，据村里的老人介绍，这里在繁盛时期曾有一千多口人。后因国道改线年，比干岭等七座村被撤并进微子镇微子村。
微子镇是微子的古封地之一，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微子和比干都是殷商时期的贤臣，比干被誉为“天下第一仁”，当地民间传说比干被剖心后，走到此地才断的气，当地人在比干岭的山顶上修了一座三仁祠，以纪念孔子所说的“殷有三仁”。三仁祠据称始建于唐代，而我只在祠前看到一块清代重修时的记事碑，建筑已全无古意。
“以前（老庙）多，这个庙毁得早……”据村中老人回忆，从小只听长辈提起过三仁祠，但从未亲见。据说日军占领比干岭后，在此修筑防御工事，三仁祠也毁于日军之手，直到近年又重修，这里才恢复旧迹。祠前另一块新碑上刻着“比干后裔捐献”，附近村里还住着一些人自称是比干、箕子、微子的后裔。
“比干后裔姓林，箕子后裔姓韩，微子后裔姓牛、宋……以前他们都姓殷。”一位老人对我说道。
“今年没水，玉米、小麦没收成。”村头的老人们围坐在低矮的玉米地边，望眼欲穿。很难想象浊漳河沿线的耕地也会面临缺水问题，这打破了过去我对河谷温暖湿润的刻板印象。
翻过比干岭就是浊漳河谷了，这一段的浊漳河为潞城区与平顺县的界河。古刹、戏台与民居散落于浊漳河谷的不同沟渠之间，其中包括八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几乎全是庙宇，这些庙宇的选址都十分讲究，从上俯瞰，似处于莲花谷地，风水极佳，同时也有化煞的作用。
这里同世界上的许多干热河谷一样，种植葡萄、石榴、毛桃、柿子、核桃，还有少量的水稻田，但主要产旱地作物党参、土豆、花椒，我们的午餐即是花椒宴——“再过一个月，整个空气中都是花椒味。”长治学院历史与旅游管理系的杨宝老师向我介绍道。
我与杨宝先生一见投缘，他嗜好石刻与石构，我们遂一道深入太行山，寻访那些遗落山中的古建，试图回答“何为天下之脊”这一古老而深邃的命题。
此趟跟我们同行的还有华东师大新闻系和地理科学学院的师生。沈益希同学的小组将浊漳河谷的奥治村选作报道实践的目的地，在此之前她从未踏足过山西，她将浊漳河谷的田园生活想象成了《星露谷》般的种田模拟经营游戏。
《星露谷》的游戏设定在一个虚拟的河谷中，那里资源丰沛，玩家一开始便继承了祖父的一大块肥沃土地，依托自然环境，选择不同的作物类型。《星露谷》被视作当代年轻人的桃花源，它虚拟地实现了现代人的种田梦，达到疗愈心灵的目的。
“我们本以为浊漳河谷虽然是梯田，但可能是像江南水乡的那个样子……但昨天去了奥治村才发现，那边非常干旱，尤其今年基本不会种东西。”
“比我想象中的艰苦，那边全是旱厕，就一个厕所是现代化的，可能是因为旅游业建的。供水之前是从浊漳河挑上来的，现在是自来水，基本是山上的泉水，但是只有下午才会来水，定点定时。”
和比干岭村一样，奥治村也存在人口流失的问题，尽管它毗邻太行赤壁悬流景区，比浊漳河谷的其他传统村落更有区位优势。
“年轻人基本都出去打工了，老年人就去山上种田，那个山路也挺难爬的。村庄外面都是新建的一些房子，还是比较漂亮的，就像我们那边的农村自建房一样。但是再往上爬，就会有很多山路，全是石砖或者泥土，很难爬上去。房子也非常破，感觉有的都坍塌了，应该没有人住……”
她们发现“桃花源”的生活条件着实艰苦，一点也无法解决现实中的焦虑问题，她们所面临的首要难题就是交通和食宿。
“我觉得最让我意外的就是那边的苍蝇，我们坐在那里跟村民聊天的时候，就不停地有苍蝇围过来，我们非常不适应，但是那个村民好像也无所谓了，她在那边算账，那个苍蝇就到处叮着她，也不管它们……”
“星露谷毕竟是游戏。但是现实里肯定要考虑很多因素，缺水就很难解决，没法用‘钱’来降水。比如如何开挖水渠，水源在哪，怎么保证用水量，一些基础设施建设之类的，等等，就很复杂，不能简单地去解决。”
奥治村的下游即是史诗级的水利工程——红旗渠，开凿于上世纪60年代，为解决太行山东麓林州的饮水问题，数十万人花费近十年的时间，在悬崖峭壁上挖凿了1500公里的人工引水渠，被后人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华东师范大学的殷为华教授从地理学的角度分析了浊漳河谷缺水的原因：“浊漳河谷所在的平顺县属于典型的深石山区，地形极其复杂。山高沟深，坡度陡峭，山地面积占比超过九成。河谷狭窄，石灰岩地貌发育，土层薄，水土保持难度大。夏季汛期水量大而湍急，易形成山洪；冬春枯水期水量又十分稀少。河谷地带的水资源相对丰富，山区普遍缺水，‘十年九旱’是常态……”
干旱少雨的浊漳河谷以坡地梯田为主，石多地瘠，不宜耕种，却孕育了独具风貌的古迹遗珍。太行山的村落建筑因地制宜，一眼望去，全是龙鳞般的石板屋顶，村道用石子铺就，有的墙体也为石头所砌，这一点十分的太行。
村里的建筑新旧参半，其实古建也类似考古中的地层，同一建筑往往有着不同时代的层级特征。我常会路过一些小庙，譬如村村都有的土地庙，一般为石质的神龛，但有的龛顶完全是水泥做的，造型粗野，侧面却刻有一行清朝纪年，原来它的下半部分仍是清代的原构。
百里浊漳河谷因其古建密度之高，又是一条天然的旅行线路，近年来颇受旅游小团的青睐，各文保单位的文保员也承担起了文物科普的角色。
“我的普通话不普通，但是平顺话很平顺。”佛头寺文保员张素文的性格里透着股山西人的“挣劲”，这在山西导演贾樟柯塑造的电影角色里多有体现。 张素文解说的风格就像是在讲“万荣笑话”—— 山西民间流传的一种表演艺术，擅长一本正经的诙谐。张素文说现在人人都看手机，所以要多来浊漳河谷——“仰望古建，对话千年 ”。
浊漳河谷的一日渐近尾声，我在羊羔乡的淳化古寺偶遇了几年不见的旧识，他们一行中有建筑师、学者、文化活动执行人，浩浩荡荡地从北京出发，而我则一路北上，最终在浊漳河谷的一座村中小庙前不期而遇，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不禁想起梵高的一句话：“我们从遥远的地方来，到遥远的地方去……我们是地球上的朝拜者和陌生人。”
回程时大雨倾泻，如豆子撒地，所幸我们已在车内，感叹太行山中风云变幻无常。
十年前，我为撰写Lonely Planet《山西》一书，曾遍游山西北部，蹚过泥泞的古道，迷失在寺宇的飞椽。而太行山对我来说，一直是像甲骨文一样神秘的存在。
浊漳河谷之后，我们向长治盆地的东南一路攀升，穿过太行深处。翻越隘口时忽遇罕见大雾，五米不见来车，如临仙境一般。山在雾里，雾在山中，顿时感到大千世界，玄妙莫测。
在云雾中抵达太行绝壁之上的石窟寺——金灯寺，原名宝岩寺，是座名副其实的“悬空寺”。
“这个更悬。”杨宝在对比金灯寺和浑源悬空寺之后说道。“金灯寺距离谷底更高，而悬空寺以木构为主，它的精彩之处就是木构的营造技艺。”
而在我看来，悬空亦是“玄”“空”，玄之又玄，诸法空相，这又恰好辉映了悬空寺佛道同窟的奥义。
“这个地方就相当于开了一扇窗，让我们可以观察整个林州，俯视中原。对下面的林州来说，看这个地方跟看仙境一样。”杨宝道。
金灯寺地处山西的门户，距离安阳的林州更近，历代记事碑刻多与安阳有关，也是“林州八景”之一。金灯寺依林虑山而造，始于北周（一说元泰定年间），明朝中后期在悬壁之上大量开窟造像，形成一进一进的院落，共七进，有大小石窟十七座，明、清、民国三代均有开凿。
寺内古塔与古碑林立，石窟和山体相连，历代工匠在岩壁上以高浮雕和浅浮雕的技法雕刻出木构建筑的普拍枋、斗拱、门窗、瓦当、门当，连碑碣的碑额、碑座都用高浮雕的形式完美地呈现出来，栩栩如生，云雾缭绕中，更显幽深。走到第四进院落，忽而云开雾散，天清气朗，周围山势，悬崖叠嶂，全无遮挡。
第五窟水陆殿是金灯寺的核心，面阔、进深皆三间，左右各立一根仿木构的八角石柱，和上通窟顶的大背屏形成一个整体的支撑，确保空间的稳定性。
“金灯寺石窟，永远离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水。石窟最怕水，因为‘水盐运移’是石质文物风化最关键的因素。金灯寺却把它利用起来，形成了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佛堂空间，同时也解决了文保员的饮用水问题。”
窟内有一上升泉，长年涌水不息，“水常与户阙平”。池中架起一桥，两侧形成天然的放生池，池内有金鱼数尾，钱币粼粼。殿内佛道同拜，前后各三尊菩萨像，四壁是浅浮雕的水陆画，共六十九幅。佛像环水而立，四周甬道绕坛，中间隔着一道“护城河”。
“佛教的世界中心是须弥山，周围咸海环绕，这一窟将它做成了实景。”杨宝一边绕着甬道，一边说道。
进入水陆殿的门额上刻有开山祖师芊禅师的坐像，芊禅师是北齐高僧，河南安阳人，传说他云游四方，以虎为伴。寺外的塔林中有一座他的舍利塔，楹联写着：“坐莲从西至，拽虎自东来。”水陆殿门后上方的石壁上也刻有他的卧像，左右伺候二虎。
卧像一侧刻着孙悟空大战如来佛，一侧刻着玄奘西天取经图。不少观点认为，《西游记》的故事并非吴承恩原创，石壁上的西游记便是其佐证之一，此石窟主要开凿于明弘治十七年（1504）至嘉靖四十四年（1565），彼时《西游记》最早的现存刊本（1592）尚未问世，而其序言中也明确写着“不知其何人所为”。
金灯寺一名最早的记载已无从查证，今人多引用金朝诗人元好问的《谼谷圣灯》一诗为据：“金门寺前山突起，并底宝岩三十里。旧闻圣灯在山上，紫微侍郎宜不妄。山空月黑无人声，林间宿鸟时一鸣。游人烧香仰天立，不觉紫烟峰头一灯出。一灯一灯续一灯，山僧失喜见未曾。金绳脱串珠散迸，玉丸走柈光不定……”
在佛教中，灯常带有象征意象，如《妙法莲华经》中便有“以一灯传诸灯，终至万灯皆明”的经文。我没有找到《谼谷圣灯》与金灯寺的确切关联，倒是看到有人将此诗改为《洪谷金灯》，刚好对应了今天的两处寺名——洪谷寺与金灯寺。明代碑刻《重修金灯寺碑记》中亦提到：“太行山绝顶有金灯寺一所……更深半夜，每击钟声响，有灯光遥临明灭当空，神异莫测，此金灯之名由来也。”
“金灯寺正常打开的方式是仰望。”在此守寺三十年的冯开平说道。老冯长治口音重，听得我恍如天书。
老冯的家在“长治北”，是一个因铁路而兴的工业城区，郑州铁路局的驻地之一，太焦线与邯长线在此交会，厂矿云集，外地人也多，曾一度成为长治的副中心。虽然昔日的风采不再，但长治北的居民仍自称长治北人。
“我开始来这个地方，也就是以寺养人，自力更生。”1995年，37岁的老冯因工作被安排到了金灯寺，彼时的他并未听说过有金灯寺这个地方。“我一想就是试试来吧，不行咱走行了。”结果一待就是三十年。
“出去就是山，往哪走呢？”金灯寺所在的山叫做林虑山，属于太行山脉。从林州到林虑山，海拔骤然上升，太行山脉像一堵巨墙挡在了华北平原之前。唐代诗人高适有云：“遥见林虑山，苍苍戛天倪。”过去到金灯寺朝山的进香者，要先走到洪谷寺，抬头仰望悬壁上的金灯寺，云雾缭绕，一路爬升，也是一种短暂的脱离。
“你要在河南说金灯寺还有人知道，要在平顺他就不一定知道还有个金灯寺了。古语说：‘金灯大门朝东开’……”金灯寺的古碑也印证了老冯的说法，安阳的募捐者明显多于长治。古今碑碣记录了各时代的痕迹，一块1993年的石碑上还刻有“林县啤酒厂”“安阳内衣厂”“平顺招待所”等字样，这些不合时宜的称谓已随金石流芳。
老冯用几句真言便总结出了守寺三十年的要领——爱钱、爱耍、爱跑、爱说话的人都无法留下来，有人刚待了一周就跑掉了。过去这里条件艰苦，无水、无电、无公共交通，山上物资要靠羊来驮运，用老冯的话说就是“原始社会”。
近些年，花壶公路的修通让金灯寺忽然火了起来。花壶线途经十连发卡弯、挂壁公路、金灯寺、小西天、玉峡关，又接山西的太行旅游公路，被自驾爱好者赞称为“太行山脊上的天路”。在高德地图的长治文物古迹榜上，金灯寺的导航热度位列第一，远高于其他文物景点——“游客多了，操心多了。”原本的朝山古道却冷僻下来，成为徒步爱好者穿越南太行的一日捷径。
太行山的云雾让我们感觉神秘莫测，与世隔绝，手机无信号一整天，守寺人冯师傅却在此住了三十年，说要耐得住寂寞。
去法兴寺的路上都是平坦的乡野，“长治自古米粮川”，说的大概就是这一带。目光所及的路边种着良莠不齐的玉米，萎着身躯，司机师傅说是因为今年雨水不足。浊漳河的南源位于长子县，也从不远处流经法兴寺。
山间到处都是松树的清香，在一座古寺门口，迎面撞见了长子县天王寺法兴寺崇庆寺文物所副所长张宇飞，正在恭候今天的第一拨客人，他腼腆地对我说道，上午有三拨参访者，都由他一人负责接待。
张宇飞是长治炙手可热的“网红”文保员，新华网说它是“国保”守护者，而他一开始来此的志愿却是想当个作家，21岁便进山，只觉得这里比较清静，适合写作，没想到一待就是32年。
“上党盆地相当于一个葫芦的形状，大的是长治盆地，小的是晋城盆地，这里属于中间节点部分，分割于丹朱岭。长平之战就是在这一片打的。”张宇飞老师对历史信手拈来，就连石板上的一处浅浅的纹饰也能滔滔不绝地讲上好一阵。
法兴寺创建于北魏神鼎元年（401），初名慈林寺，唐改广德寺，宋改法兴寺，名称沿用至今。1984年3月至1993年春，寺院由慈林山的原址搬迁至翠云山。
进山门后是一座唐代贞观年间的舍利塔，扁平低矮，方正敦实，似塔非塔，似殿非殿，似楼非楼。舍利塔呈回字形，内外皆可转塔。
“我们中国人讲宝塔尖尖，又高又尖很挺拔，但是这一座称为塔的建筑，其实它给我们的直观印象是扁平、低矮、方正、敦实。常规的塔如果像一个人站着，这座佛塔更像是一个人蹲着，《潞安府志》因此把它叫‘无量殿’。 这座建筑有三个称谓：舍利塔、无量殿、石经楼。”
“全国绝无仅有。”张宇飞说道。但我却恍惚在浊漳河谷见过类似的建筑，总觉得有几分神似，正当我对自己的记忆陷入深深怀疑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一张法兴寺迁址前后的舍利塔对比图，才恍然大悟，原来异地重建时，大概当时的工匠为了就地取材，参照了太行山的石板房民居，所以才让我觉着似曾相识。
“整座建筑的外观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好像什么都像，但似乎又什么都不像。如果用佛教的语言去描述，它就叫‘无相’，所谓的‘相’在佛教看来只是因缘和合而已。以前它在山里是一堆石头，以后总有一天会成为废墟，现在的这个样子，其实也在变化之中，只不过我们的肉眼无法觉察到这种很微小的变化……所以，如果套用佛教的话，描述天下万物，包括这一座建筑的状态，那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法兴寺的第二绝是一座“长明灯台”—— “点燃佛灯，无论天刮东西南北风，佛灯永不熄灭。”长明灯台也叫燃灯塔，建于唐大历八年（773），仅有2.58米高，青石雕刻。张老师将燃灯塔归纳总结出了八个字，流传甚广：“古今中外，儒释道俗。”他把这一座并不起眼的灯台融汇进了中华文明史，这也暗合了中国古人的世界观——道在瓦甓。
“中国人认为最早的众神之山、昆仑之丘（或许）就是南太行，古人就把这个地方想象成众神所居的地方。”燃灯塔的底座雕有十二瑞兽，宛如一部石刻版的《山海经》，暗示着上党地区是诸多古代神话的源头，其中精卫填海的故事据说就发生在长子县，此外长治还是女娲补天、神农传耕、后羿射日（一说“大羿射日”，当地人把羿和后羿不分，因此常将后羿和嫦娥一同祭祀）、愚公移山等神话的起源地之一。
“中间叫须弥座，须弥座收进去的部分叫束腰，束腰内刻有六位伎乐，反映的是唐代的宫廷乐舞文化。”类似的伎乐图，我们在浊漳河谷大云院的千年古塔——七宝塔上也见过，它的雕刻时间要晚于燃灯塔，也更显得栩栩如生。
“须弥座往上是莲座，它反映的是中西方文化的融合，莲花作为神仙佛菩萨的座具，是从佛教传入以后才开始有的……”
站在法兴寺的第三大镇馆之宝——圆觉殿彩塑前，张老师提到了文物展陈的意义：“我们为什么要到现场来看雕塑？托尔斯泰有一句话，再伟大的作家，亦不过是书写自己的片段，伟大的作家尚且如此，再高明的摄影师，他拍给你的图片，也是一个局部和片段，你只有到了现场，你才能明白雕塑和环境的关系……”
“为什么我们在社会上领导看不见我们，社会看不到我们，神看不到我们，没有找对位置，所以我不是水平多高，我是位置站对了，我在法兴寺，所以大家有机会看到我。”张宇飞声情并茂地解说道，似乎已从宋代泥塑中参透了自己的人生——“找到自己的位置，神才会看到我们。”
“所以这个雕塑家应该是他的创作高潮期，无论三十五十，他一定不会太年轻，一定也不会太老，太年轻人文积淀不够，太老创作激情不够，一定是他的创作盛年期，赶上一个恰当的时代——宋徽宗的时代。”
“最后一点，赶上长治这个地方，这很重要，长治这个地方从来没有在历史上成为过二线城市，更不是一线，它永远是三四线小城市。它地处‘环南太行古都带’， 天下太平的时候，这些城市的文化会影响辐射到这里，一旦发生战争，太原那个地方很容易陷落，一旦发生洪水，汴梁这个地方很容易淹掉，但长治居高临下，虽然它没有做过历史上的老大，一直是老三老四，但是当老大老二的文化遗产都没有留下的时候，他就显得特别的突出。”
比起周围那些久负盛名的国邑来说，长治一直身居其次，虽然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却也因此躲避了许多战火。
2024年，原本偏安一隅的法兴寺和崇庆寺作为游戏《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之一，迎来了络绎不绝的游客。文旅公司和附近村民都参与到景区管理之中，村里的两座篮球场变成了临时的景区停车场。
崇庆寺的千佛殿另有一堂雕刻精妙的宋代彩塑，张老师通过阅读它们，参悟到了古代艺术背后与天地有关的大道——“回头我们看这组雕塑的时候，它表达了一个很深刻的主题。第一个转折代表着由外在的物质向内在精神的转折……你就是神的殿堂里的一分子。那么这种精神的生命，因为有什么？因为有慈悲的情怀。只有慈悲情怀的生命才是高贵的。这种高贵的声音是因为有文化的滋养和交流，交流以后要形成自己的思考，思考以后要表达不同的声音。你要懂得聆听微言，明大义，那么才能真正进入殿堂的深处，实现生命的升华。这就是雕塑家留给我们后人的。”
有一年夏天，中国社科院、国家文物局、央美来崇庆寺考察，考察团的团长是雕塑家钱绍武先生，他回去以后特地给国家旅游局写了一封信，称这堂塑像为“宋塑之冠”。张宇飞这才恍悟到自己守的是价值极高的一堂艺术珍品，于是开始找各种途径，希望了解这些文物。
在十帝殿，我终于见到了游戏《黑神话：悟空》里的原型——“十殿阎罗”，感受到的那种震撼，犹如第一次身临梵蒂冈博物馆的西斯廷教堂，仰望米开朗基罗创作的《最后的审判》。
塑匠人以历代帝王的面相塑造了十殿阎君，上方对应着“地府”，又塑了六朝判官，上方对应着“阴曹”，以及黄泉路、阴阳界、奈何桥、鬼门关、生死衙、望乡台……塑匠人用悬塑的手法刻画出一个鬼魂的“寻梦环游记”，最后到达酆都城，再从轮回台转世投胎，刚好是八组画面。
“到了明代，民间文学开始深刻地影响宗教造像，所以悬塑有三个特点：场景设置的戏剧化，故事内容的民俗化，叙事的连环化。”
张宇飞的经历让我切身体会到了那句民间俗语——百艺通不如一艺精，他的讲解半透着自己的人生感悟，因此他同那些本没有生命的文物有了情感连接，那种情感通古今，与碑文、县志、诗歌、历史杂糅在一起。
回到1993年，二十出头的张宇飞怀揣着文艺青年的梦，来到崇庆寺，成了一名文保员。他坦言说最初是因为文保员的时间空闲，这个地方又安静，写写诗，写写字，说不定可以圆一圆作家的梦。
“我记得去的时候是桃花盛开，院子里面有一棵巨大的古杏树，就在阎王殿的门口，比一般的杏树要粗很多，枝桠也特别繁茂，我就坐在那个院子里，那风一吹，古杏树的花瓣就纷纷地向下落……”
“来法兴寺已经是那年的冬天了，腊月底，我骑着自行车，从崇庆寺往法兴寺走，刚下山的时候天开始飘雪，一边走，那雪就下得越来越大，等到了法兴寺，已经下成鹅毛大雪了。”
后来，这个故事被一位大学生拍成了毕业作品，片头写着四句话：“来时花如雪，去时雪如花，回望来时路，前世是僧伽。”
张宇飞将自己的研究路径归纳为几条：走访乡民，收集民间传说故事；查找史料；研读碑刻——对二十九块碑刻的碑文倒背如流；请教专家——他抓住每一次交流机会，向来法兴寺考察的专家请教，虚怀若谷，所以能成百家之言。
“没有，我觉得人多人少和我们没有关系。刚来的那个时候年轻，也愿意和人交流，因为对这个世界还抱有很多的好奇，而且也知道自己的无知。哪怕这一个星期都只来了三四个人，但你会和这三四个人交流。后来，一天来了三四十个人，你也只和这三四个人交流。再后来，来了三四百人，能和你交流的也是三四个人。”
法兴寺并不像金灯寺那般远离尘嚣，周围的矿藏丰富，铁路对面即是始建于1953年的慈林山煤矿，现属于潞安集团。中午我们在附近村庄遍寻不到餐馆，路过煤矿门前的丹慈路，意外发现一条不长的路上竟然分布着十几家饭店，有川菜、西北菜、山西菜，甚至还能吃到生蚝，生活设施应有尽有，银行、药房、超市、服装店、农贸市场一应俱全，在周围的山林原野中显得异军突起。
法兴寺原址位于对面的慈林山，上世纪70年代因地处煤矿采空区，寺院地基发生了严重的沉降，自1984年起异地搬迁至翠云山。煤业是长子县乃至长治市的经济支柱，法兴寺周边共有大小四座煤矿。说到煤矿，张宇飞不愿多谈，只说这对山西经济来说至关重要。
法兴寺的门前就是太焦铁路，我们聊天的间隙，不时会传来火车鸣笛声，这条晋煤外运的大通道，时至今日仍是山西省经济的主动脉之一。它的北面不远是太焦铁路与瓦日铁路的交汇处，后者是一条新兴的晋煤外运重载能源通道。
而当年，法兴寺的兴起也是因为门前的这条通衢，它从未是偏隅，古有平洛过道，今有运煤通道。如果说张宇飞在法兴寺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那么法兴寺也在平洛古道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达官显贵们常往来于平城和洛阳两座城市之间，冬天寒冷的时候往南走，夏天炎热的时候向北走，叫‘雁归’。平洛古道当时非常的繁荣，沿途出现了大量的石窟造像和佛教寺院，比如羊头山石窟、南涅水石刻……”
不过，法兴寺并非皇家所建，而是一座民间寺院——“或许有某个人在那撒了一颗种子，只不过这个种子呢，在历史的土壤里有官有民，然后不断地浇水施肥，让它发展壮大。”
张老师对法兴寺的解读中透着禅意，也体现出他对古建保护的思考和对个体命运的体悟——“有很多文物，你确实看着它在消亡，就像人一样……有些人来了，有些人走了，有些事情你遇到了，有些事情就过去了……有些文物你曾经看到过它最美的那个时光，后来又因为各种原因消失了，有时候可能是一个悲剧，但有时候这又是自然规律。”
“我觉得作为一个文物保护者，就是尽可能地延续它的生命，但是不能保证它永远在这个世上。尽可能地延续它的生命，让更多的人有机会看到它，但是又要尊重它生命本体的存在与消亡。有时候真的是自然规律，人力不可逆转。”张宇飞说道。
“它就像佛教世界里面的轮回一样。它有生，有起，有一个死亡的过程，然后又重生……”我回应道。“因为黑神话悟空火了以后，这个偏僻的寺院又重新恢复到大唐时期的那种车马络绎不绝的感觉。”
后来，我从长治当地人那里听到了一个关于法兴寺的故事，觉得特别有意思，便把它记录了下来——
那法兴寺原本坐落在慈林山，坐东朝西，对面的垭口上有一座野石窟，里面的造像密密麻麻的。听村里的老人们讲，秋天中的几日，每当下午太阳落山，最后一缕夕阳正好穿过垭口，照在满披琉璃的法兴寺，那金灿灿的反光就跟着了灯一样。等到太阳褪去，老和尚点燃了长明灯台，照得满山透亮，于是便有了长子八景之一的“慈林夕照”。
天台庵坐落于浊漳河谷一千五百年以上历史的王曲村的黄土台地上，王曲村出戏班子，是上党落子的发源地之一。许多人慕天台庵之名而来，浊漳河谷的第一家文创店就开在天台庵的入口。
在山西的村头邑尾，都能看到一个个排坐着晒太阳的老人，当地话叫“晒老阳”。夏季时雨时停，天稍一转晴，王曲村村头的老人们霎时间全都出来了，一排排地坐着，不聊天，也能坐上一整天。
在天台庵前的文创店，我吃了回“土”。 “土”是当地人喜欢食用的一种黄土疙瘩状的面食，名叫“炒琪”或“琪炒”。它用面粉、鸡蛋和黄土炒制而成，上面仍旧沾染干燥的泥土。炒琪方便下地干活时随身携带，当地人认为它亦可治水土不服，但事实上我吃完后第二天就开始腹泻，离开长治时才愈。看来食土癖（Geophagia）古今中外皆有之，在地球上的许多地区，吃土被视作一种习俗，而许多人则因此食土成癖。
这几年气候显著变化，暴雨、酷暑天气增加。一遇大雨，泥沙俱下，真有些担心古建的承受能力。几位运城的施工工人在天台庵的院落里敲敲打打，为了解决庭院的积水问题。
天台庵因其建筑特征与南禅寺、佛光寺等唐代木构建筑相似，故一度被认为是“盛唐余晖”，与南禅寺、佛光寺、广仁王庙并称为“四大唐构”。2014年，弥陀殿落架大修，古建专家在脊槫与替木间发现墨书题记：“长兴四年（933）九月二日地驾……”又在飞子上看到墨书痕迹：“大唐天成四年（929）建创立，大金壬午年重修，大定元年重修，大明景泰重修，大清康熙九年重修。”虽说天台庵颇具唐风唐貌，但从题记上的时间判断，落成于唐代灭亡之后，这短短二十二年的时差，也让天台庵成为最有争议的“唐代木构”。
天台庵小巧玲珑，单檐歇山顶，屋顶坡度平缓且长，正脊短促，两侧有硕大的琉璃鸱吻，整体构架简洁明快，古味十足，“如鸟斯革，如翚斯飞”，颇具古木构建筑的灵动飘逸之美。
“天台庵规模特别小，除了这样一个三开间的小殿以外，里面的文物就剩门前的这一块碑了，至于这个碑是什么时代的碑，它有什么内容，它的内容和天台庵有什么关系，这些都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杨宝说道。
天台庵的前方立着一块“唐碑”，赑屃碑座，形制与造像颇具胡风胡韵，碑上能隐约辨出“武平三年十月十日”等三处北齐年号，魏碑字体，故杨宝推断它是一块北齐时期的碑，但他还需要进一步通过微痕识别和计算机处理，复原出数字拓片，方能破译千年密码。
“我们团队正在尝试解决碑刻上面这种模糊不清的文字的识别，尝试多光影角度下拍摄照片，再通过计算机的处理，获得它的一个数字拓片。这个碑现在大概有好几百个字能够看出来，但是对整个碑文内容的解读还是有难度的，还需要一段时间去研究。”
“我个人认为这应该是一块北齐的碑，比大家之前认为的‘唐碑’是要早的。我大概是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就是碑刻的形制，太行山东麓那边有一块北齐的碑，风格很相近，长治境内的北齐造像、中小型石窟寺还是不少的，因为我们这个位置离当时的北齐很近，他们住在太行山东麓，一过太行山就到了。其二，我在里面发现了三处北齐的年号，正面的碑文有两处，侧面有一处。”
“如果这块碑确定是北齐碑，能不能说这个建筑就是早于唐的一个建筑？”我问。
“现在的问题就是还不太能够找到碑文里的内容和天堂庵有什么关系，这个逻辑目前是建立不起来的。而碑的年代如果确定的话，天台庵的创建年代是可以往前推的，至于它现在的建筑风格，肯定不会早于唐，最多保留晚唐的风格，再加上2014年至2016年天台庵弥陀殿落架大修发现的题记，里面有很明确的年号，就是五代的年号……”
考古就像一个拼图的工作，你只有在若干琐碎、毫不相干的信息中去发掘一些可能的线索。
杨宝本科学的是历史，对文物的兴趣始于上学期间偶然参与的山西彩塑壁画病害调查。研究生时，他从历史学转到文物与博物馆学，博士阶段攻读北科大的科技史与文化遗产，从历史跨到工学，这也体现出文物保护的多学科复杂性。他现在任教于长治学院，并带领一支科学考古团队在全国从事文物保护与修复工作。
“我觉得保护文物一定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文物是大家公共的资源。古建筑也好，古村落也好，它们对大众的功能可能是在休闲或者审美上面。”
杨宝的团队刚刚完成对南涅水石刻的修复工作。南涅水共出土各类碑刻50余通，其中一块北魏神龟三年（520）的段胤碑，和天台庵唐碑的气韵有几分神似。段胤碑是段胤为其祖父造的墓碑，上面清楚地记载着他的祖上是由凉州迁徙至涅水河畔的。北凉为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所灭，凉州人也是最初雕凿云冈石窟的主力，因此段胤碑的刻工亦可能是北凉人的后裔，带有几分西域色彩。
南涅水石刻所在的沁县是浊漳河的西源，南涅水石刻就坐落在沁县的西湖旁边，这里不仅有西湖，还有瘦西湖、北海、南湖，自称“北方水城”，当地盛产一种叫做“沁州黄”的小米。沁县曾是长治北上太原的铁路、公路必经之地，如今随着高铁改道，又因缺少资源，经济和人口在长治仅略好于垫底的平顺县。沁县的人口只有17万，县城里人烟稀松，街上没有出租车，只有三蹦子。
南涅水石刻不同于普通的石窟寺，其一千余件佛像、塔龛从北魏到宋代，皆为民间开凿，而后深埋地下，掩埋原因至今是未解之谜。其塔式佛龛（又称“造像塔”）让我想到了古埃及的方尖碑，也是四面刻有象形文字或浅浮雕图案的巨型石柱，竖立在神庙之前，其中一座“未完成的方尖碑”也曾被掩埋了上千年。
石刻艺术是中国美术史的源头之一。秦以前就有碑，一些古碑也像方尖碑一样带有日晷功能，所谓：“宫必有碑，所以识日影，引隂阳。”或像南涅水段胤碑这样的墓碑，上有供辘轳使用的穿孔，用以引棺入圹，汉末之后，穿孔逐渐消失。自宋代发端的金石学，于清代达到鼎盛，它近似于欧洲的铭刻学，被视为中国考古学的前身。
那些散落于乡野的古碑常是我寂寥旅途中唯一的旅伴，我之所以对碑刻感兴趣，因为能跟它直接以字对话，而不用经由学者或导游的转译，这也是汉字的独特魅力——世界上唯一延续数千年的表意文字。
法国诗人维克多·谢阁兰（Victor Segalen）在见到中国的碑碣之前从未尝试过写诗，我在读过他的《碑》之前也从未浸染由西方人诠释的独特的碑刻美学，碑只存在于十几岁时初临西安碑林时那种氤氲模糊的记忆墨晕中。
《碑》是我十几年前第一次山西之行的读物，当时的我对这个体弱多病、命运多舛的年轻旅人产生了兴趣，我站在华严寺广场时，想象着他在一百年前行走在大同古城，记录下色彩惶惶的凤凰古城的最后一抹夕阳，以及他对碑碣的痴迷，或许就是所谓的以通古人。
诗人遍采古碑，演绎以诗，并将中国的古碑分为四面：“南面之碑”——象征着天子的权威；“北面之碑”——象征着友谊；“东面之碑”——象征着爱情；“西面之碑”——象征着忠烈。此外还有古道边上的“路边之碑”——献给行人、“中央之碑”——献给大地。
深处太行腹地的长治市拥有73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誉作“中国古建筑艺术博物馆”，我发现这些建筑或多或少都与古碑有关，整条太行形如一座巨大的碑林。
在长治的旅途中，我无时无刻不路过碑碣，通过伫立在古建、博物馆和古道上的勒石，学会了分辨不同种类的碑额与碑座，通过记事内容来判断时代的兴衰，甚至通过不同时期的文保碑来感受审美的变迁。
在西岭古道，我们路过了一座抗战时期的烈士碑和数块在路边的明清墓碑；在城隍庙碑林和长治学院博物馆，我们学会了如何通过文字辨识武则天时期的墓志铭——而武则天自己的墓碑却是块无字碑；在金灯寺，我们通过碑上的募捐人来判断历史上的地理信息。
龙门寺坐落在浊漳河谷的黄花沟内，门前几株八百年白皮松矗立，内有六朝古建，号称“一座龙门寺，半部中国建筑史”。 龙门寺也有数十通古碑，一块大清嘉庆九年的“禁赌碑”上记录的是当时的村规民约，纵然纲纪早已“废弛”，但这块嵌墙碑却一直没有动过；龙门寺的另一块碑上则记录着僧人悟深的故事。
在无人问津的看寺村有一座正觉寺，正觉寺的守寺人称自己刚来不久，对这里一无所知，而我在一块碑上找到了明洪武二十六年的重修记录。
当地人筑碑的传统延续至今，修桥筑路、凿井建池、植树造林、旅游开发都要竖上一块碑，这些各式各样的现代碑刻在无形之中也成了我们旅途中的导览图。
在潞城区一间开在老宅院内的茶舍中，我们采访了一位从事雕版印刷的非遗传承人郭大玮，他仍坚持用古法在木板上刻印佛经。郭大玮在村子里长大，山西的农村到处可见跟雕版印刷密切相关的木板年画——缸子上贴的“清水满缸”、柜子上贴的“金银满柜”、猪圈上贴的“六畜兴旺”，他从小便对这些题材丰富的传统版画耳濡目染。
雕版印刷起源于何时至今没有公说，普遍认为在隋唐时期的中国已出现了成熟的雕版印刷术，而拓石和盖印则出现得更早——“拓是墨在纸上，印是墨在板上。”郭大玮这样解释二者之间的关键区别。
“你说过去的东西为什么好看呢？第一是古代的匠人有一颗虔诚的心，第二是供养的力量，一千年的香火洗礼，这种供养是泛着神性的。我们现在保护文物很盲目，古代的保护是历朝历代都在修，它那会也不限流，你进去爱烧香烧香……”
当聊到浊漳河谷的木构建筑为何能延续千年，郭大玮向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观点：“古人盖房要从种树开始，盖房之前，房前屋后那棵树，就有意识要去修整，木头长好以后，把它锯下来，放在阴凉的地方，要攒。说十年都少了，几十年。”积土成山，非斯须之作，因此它的生命也能更完整，延续更长。
古碑亦然，它是《读碑窠石图》中骑骡老人与侍童驻足处，是中华文明从青铜、勒石至纸墨的历史载体，是今日考古学家体悟写碑之心的古老日记，更是我们在荒野行旅中难得的文化慰藉。
长治地处太行和太岳的山间盆地，海拔937米，夏日多骤雨，雨停则天清气爽，冬日也没有晋北那么酷冷。长治原本是一座“无扇之城”，空调装机量极少，但近年来极端天气屡现，所谓无扇也成了妄谈，据说当地的空调新装机已排到一两个月后了。
长治的市区呈长方形，沿太行山走向，中间为潞州区，北部为潞城区，南部为上党区。东西大街是古城的中心，英雄路是南北主干道，而东西主干道已北移到了太行街，以八一广场为中心点，号称“小”。
西街一带是回族聚居区，北寺是最早的一座寺，内有清碑两块，碑头都刻着阿拉伯文，一碑乾隆，一碑道光，记载着明朝时期回族从南京迁居潞州的历史。回族擅长饮食业，西街也自然成了长治的传统小吃街，我们在这里有名的老字号复源全吃了羊肉面片、卷饼、肚包肉，河南口味，并不山西。
我住在新旧中心之间的长治宾馆，每晚都会去体育公园跑步，它也成了我观察长治市民生活的切口。夜晚的体育场密密麻麻都是乘凉的人，感觉像是全城出动，他们将“过林卡”搬到了城市中央的草地上，不知道是不是源自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历史基因，有坐着的、躺着的、倒着的，夹缝里还有跑步、遛弯、踢球、夜读、放气球、街舞、耍戏旗、广场舞、吹电子管的，让我想到了南涅水石刻里的“乐舞百戏图”—— 北魏百姓的歌舞、体育、杂技盛会。只要有几个人聚拢在一起，周围的人们便会一窝蜂地围上去，里三层，外三层，越围越多，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生，看戏的人悻悻而去。
市区也有几座“国保”。观音堂内三教合一的悬塑，金碧辉煌，似是金銮玉殿流落人间，抬头望，迷徊于须臾此生；上党门钟鼓二楼，并列左右，一曰“风驰”，一曰“云动”，昔日秦琼卖马，如今门下“掼蛋”。
长治和晋城不分家，古统称上党，后分属泽潞，二者时分时合，到1985年才形成了现在的行政区划，但仍被视作晋东南的双子城，二者的经济数据也难分伯仲。
我问租车司机哪座城市发展得更好，得到的答案跟我在山西其他地区听到的如出一辙——“那要看你问的对象是长治人还是晋城人。”答案里透着股山西人特有的含蓄与谦逊。长治是山西重要的煤炭基地，其潞安集团曾列《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企业之一。而晋城的经济也紧随其后，“市政建设上晋城比长治好。”
“散装的山西”是三家分晋的现代版，在我去长治之前就从山西朋友的口中听到了这样的说法：“长治一直以来对太原的向心力很差，可以说是古洛阳与开封、今郑州的北大门，晋东南主要被郑州虹吸，人口流动依托黄河、太行峡谷互联。”
我乘坐的高铁也要从郑州中转，列车出重山，入太行，驶向“天下脊”。三条出入太行的古道，过去煤车呼啸，如今游人如织，似乎又回到了往昔的车马喧嚣。
离开太行山时，耳机里放着：“高地奔流 / 掠山光过太行”。想到万青专辑《冀西南林路行》介绍里姬赓写下的一句话：“火车钻入太行山腹，景色突然叠加变幻，山脚的村庄还运行着古老仁慈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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